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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陈东征做梦也没想到，当了军长以后，最让他头疼的不是打仗，是签字。

    每天早上七点，王德福准时把一摞文件放在他桌上。高的时候半尺，矮的时候也有一拳。等批示的、等签发的、等盖章的、等转呈的——各师的请赏单、补给申请、人事调动，军政部的训令、战区司令部的情报通报、地方政府的公函，还有报社的采访请求、商会的大会邀请、士绅的宴会请柬。堆在那里，像一座永远搬不完的山。

    他坐下，拿起笔，蘸了蘸墨水，开始签。

    一份、两份、十份、二十份。手酸了，甩一甩，继续签。他的字本来就不算好看，签多了，越来越潦草，“陈东征”三个字有时缩成一团，有时拉得像一条蛇。王德福站在旁边等着，签完一份拿走一份，像流水线上的工人。他忍不住说了一句：“军座，您这签名，快认不出来了。”陈东征头也没抬。“认不出来正好，省得有人模仿。”

    王德福不敢再说了。

    批阅文件只是开头。最难缠的是那些不请自来的人。

    地方士绅来拜访，带着土特产，说“陈军长辛苦了，一点心意不成敬意”。陈东征推辞，他们硬塞。陈东征不收，他们不走。最后沈碧瑶出面，把礼物原封不动退回去，说“军座不收礼，这是规矩”。士绅们讪讪地走了，出门就嘀咕：“陈军长架子大。”商会代表来邀请参加庆典，说“陈军长是浙江的英雄，临安的骄傲，一定要赏光”。陈东征不想去，又不好直接拒绝，说“军务繁忙，实在走不开”。他们不肯罢休，说“那就改天，陈军长什么时候有空我们什么时候办”。陈东征没辙了，沈碧瑶站出来说：“军座确实忙，我代表军座去。”商会代表面面相觑，不好说什么，走了。报社记者来采访，问金山卫、问富阳、问谷地围歼战，问陈东征的治军理念、抗战决心、对时局的看法。陈东征不想多说，又怕得罪记者，王德福愁眉苦脸地进来报告，沈碧瑶放下手里的文件走了出去。

    “军座在开军事会议，没时间接受采访。有什么问题，你们问我。我是军部情报处长，也是军座的妻子。”

    记者们愣了一下，然后开始提问。沈碧瑶对答如流，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一句不漏。记者们满意地走了，第二天报纸上登出“陈军长夫人谈浙西抗战”，措辞得体，分寸恰到好处。

    沈碧瑶拿着报纸走进陈东征办公室，放在他桌上。“看看吧。你以后不用见记者了。”

    陈东征拿起报纸看了一遍，放下。“你比我会当官。”

    沈碧瑶坐在他对面。“我不是当官。我是帮你挡事。你不喜欢应酬，我知道。从湘江边就知道。”

    陈东征看着她，看了一会儿，低下头继续批文件。沈碧瑶站起来，收拾桌上的茶杯和烟灰缸，动作很轻，不打扰他。

    他最怕的还是宴会。地方上的、部队里的、战区司令部的，隔三差五就有请柬送来。不去，说他不给面子；去了，坐立不安。他宁可蹲在军营里啃干粮，也不愿坐在酒桌上听人吹牛拍马。那些人举着酒杯，一口一个“陈军长英雄了得”，他端着酒杯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有人敬酒，他喝；喝完有人再敬，他再喝。他不知道自己在喝什么，也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要敬他。他们说的那些话，他一句都不信，那些人脸上的笑容，他一个都不认识。宴会结束，他回到军部，让王德福给他下一碗面。王德福端来面，他埋头吃，吃完洗碗，然后躺在床上，睁着眼睛看天花板。他把自己的判断在脑子里又过了一遍，那些人没有一个是他能信的，那些酒桌上说的话，也一句都不值得记住。第二天一早还要批文件，还要见人，还要推辞。周而复始，没完没了。

    沈碧瑶看在眼里，把军部情报处所有事务都揽了下来，还兼管了部分对外联络工作。以前需要陈东征亲自接见的客人，她先过一道——能推的推，到了非见不可的时候，她派人去请陈东征来露个面，说几句话，拍张照片，然后找个借口把人带走。客人们被安排得妥妥当当，走的时候还觉得陈军长平易近人、和蔼可亲。

    陈东征有一次站在二楼窗前，看到沈碧瑶在会客室里和几个地方士绅谈笑风生。她穿着一身军装，中校衔，头发盘得一丝不苟，说话不急不慢，该笑的时候笑，不该笑的时候不笑。士绅们被她说得心服口服，临走时抱着拳说“陈夫人真是女中豪杰”。她笑着送走他们，转身上楼，推开陈东征办公室的门，把那份厚厚的文件放在桌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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